《“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六期：政治文献的外宣翻译

本期主题：政治文献的外宣翻译

主持人：于鑫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外宣翻译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当前，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尚存在许多问题，离真正的“融通中外”还有一定距离。这就需要我们做许多基础工作，认真梳理中央文献的外译历史，深入研究我国政治文献的文本特点，总结各外语语种的翻译经验，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邀请4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围绕“政治文献的外宣翻译”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议题包括中央文献外译的历史与现状、中央文献的文本类型及语言特点、中央文献的标题结构，以及对“文化翻译学”概念的理论探讨。

《政府工作报告》从这里走向世界

译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第六研究部俄文翻译处处长

      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当天，国务院总理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报告的内容同时也通过各种语言传向世界。大会闭幕后，多语种的政府工作报告译文则由新华社正式发布。各大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也会相继推出各语种译文摘录，翻译从业者和爱好者在热议这些热词金句的同时，也非常感兴趣政府工作报告的多语种译本是如何翻译的，译者又是何人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幕后的功臣们。这是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政治文献翻译队伍，他们就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的一个专门从事中央文献翻译的集体。2014年，《光明日报》曾以“架设通向世界的思想之桥”为题报道了奋战在对外翻译第一线的一群人，说的就是这支翻译队伍。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的成立及职能定位

      2018年3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编译局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保留中央编译局牌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是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专门机构，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为正部级。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下设14个内设机构、4个直属单位。其中，第六研究部的职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理论对外翻译宣介，翻译习近平著作以及其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翻译宣介中国共产党历史，开展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审定重要术语译文等。

第六研究部发展的历史追溯

      第六研究部的前身可追溯到1961年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1960年《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四卷问世，中央决定将其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是年5月，中央开始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编译局、外交部、新华社、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外事、外宣单位和外语院校调集优秀外语干部组建临时翻译班子，为翻译工作做准备。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译期间，很多参与工作的翻译家和高级领导干部都认为，为了掌握中央重要文献翻译的主动权，向全世界提供具有较高权威性、准确性的译文，更好地为对外宣传服务，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常设翻译机构。经过一番酝酿筹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61年12月8日联名就此事向中央提出请示报告。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很快做出批示，同意设立负责中央重要文献中译外的常设机构。从此，我国从事中央重要文献翻译工作的常设机构正式成立。鉴于该机构当时主要承担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任务，因而将其定名为“毛泽东著作翻译室”，隶属中共中央编译局。随着职能的发展变化，该机构曾几易其名，1982年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1994年改称“中央文献翻译部”，始终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直至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在这个部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内设机构第六研究部。

“两会”文件多语种对外翻译情况

      自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起，原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就已经开始主持翻译全国人代会的主要文件，从一开始就提供英、俄、法、西、日、德六种外文译本，2002年根据外宣需要增加了阿拉伯文译本。1995年以后，原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开始承担历次全国政协会议主要文件的翻译工作，起初提供英、法两种外文译本，自2004年起仅提供主要文件的英文译本。

      被译成外文的“两会”重要文件除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外，还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后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计划报告》）、财政部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财政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以及一些重要法律草案等。现在，第六研究部每年都将全国人代会主要文件译成英、俄、法、西、日、德、阿（德文仅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七种外文，把全国政协主要文件译成英文。除了及时提供给我党主要的外宣喉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网和人民网向全世界播出，还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参加“两会”旁听的各国驻华使节和报道“两会”的境外媒体记者，保证他们及时得到准确、权威的信息。

      每年离全国“两会”召开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第六研究部就开始为文件翻译工作做准备了。鉴于“两会”文件翻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翻译组从人员安排、设备检查、资料准备、技术保障、保密手段等方方面面都要经过精心准备，确保万无一失。经过多年的政治文献翻译实践，第六研究部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工作机制和科学合理的翻译流程。

中央文献翻译硕果累累

      除了每年的“两会”重要文件翻译外，第六研究部还承担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以来的历次党代会的主要文件翻译，以及其他重要文献翻译工作。截止到今天，第六研究部已经翻译完成了上亿字的中央文献，其中包括：多语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5卷）、《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刘少奇选集》（上、下卷）、《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1-3卷）、《陈云文选》（1-3卷）、《江泽民文选》（1-3卷）、《胡锦涛文选》（已完成第二卷，正在翻译第一卷、第三卷）、《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出版英、法、日语版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已完成第一卷上、下册，正在翻译第二卷）、《求是》杂志英文版、《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英文）等。在对党和国家外宣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第六研究部利用已翻译完成的文献资料，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语种语料库，能够为中央文献翻译工作提供强大支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第六研究部的职能不断完善，队伍不断壮大。到今天，第六研究部培养了一支主要语种齐全、老中青结合并以青年骨干为主、各语种均配备外籍专家的翻译队伍。这支队伍经过大量翻译实践的锻炼，经受住了考验，锻造了“精益求精、无私奉献、勇于创新、永不懈怠”的中央文献翻译精神。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分工合理、管理科学的翻译流程，成为重要政治文献和政治术语规范化、标准化译文的主要提供者。

中央文献的文本类型及语言特点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西方文本类型理论中，按照表达内容和功能把文本分为表达型、信息型和号召型三种类型。其中，表达型文本主要包括文学作品、个人书信等，旨在表明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信息型文本主要包括新闻报道、官方文件等，旨在传递信息和观点。号召型文本主要包括通告、广告等公共宣传品，旨在感染和劝说读者并促使其采取行动。一般来说，不管哪一种文本类型都不是“纯粹”的单一类型，常以“混合”形式出现，但总有一种处于主导地位。

      中央文献属于政治文献，也称“时政文本”，是传达时事政治信息、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内容的文本。中央文献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官方发表的政策性文件、报告，相关法律、条例、法令等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政府工作报告》等；二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撰写和发表的论著，以及在重要场合的报告或讲演等。从文本类型来看，第一类中央文献（官方文件）属于信息型文本，具有公文事务语体的逻辑性、准确性、条理性、庄重性等特点，语言表达形式和格式有标准化、程式化特征。第二类中央文献（国家领导人论著和讲话）兼具信息型、表达型和号召型文本特点为一体，属于混合型文本。该类文本既有官方政治文献的一般性特点，又有领导人个人独特的言语风格特征。

      在第一类中央文献里，《政府工作报告》在文体方面不属于法定公文的报告,是事务文书中特殊的一类。《政府工作报告》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而成,既简洁凝练、准确严谨，又朴实生动，是应用文写作的典范，体现出当代时政文本的文风和政府的工作作风。具体来看，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语言简洁，言简意赅，摈弃空话、套话。二是语言准确严谨，杜绝歧义。三是经常使用缩略语和专用词语,如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使用了大量的缩略语：（在疫情防控中）坚持“四集中”、坚持“四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等等；使用大量专用词语：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互联网+”等等。四是大量使用数据，用数据事实说话,使语言简洁并具有说服力，如回顾一年经济工作时提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增长6.1%。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调查失业率在5.3%以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9%。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五是语言朴实、接地气，做到“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能管用”，如报告里用“有权不可任性”；（给老百姓吃）“定心丸”；中小微企业大有可为，要“扶上马、送一程”，使“草根”创新蔚然成风、遍地开花等等。另外，报告还经常使用排比、借代、拟人等语言修辞手段。这些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和修辞手段的应用，拉近了政府和百姓的距离，极大增强了报告的语言表现力。可以说，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成为了兼具信息型、表达型和号召型文本特点为一体的混合型文本。

      第二类中央文献（国家领导人论著和讲话）则属于典型的混合型文本。该类文本既有官方政治文献的一般性特点，又有领导人个人独特的言语风格特征。在这一类中央文献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就是典型的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式风格”。阅读习近平同志的论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3卷）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习主席的语言表达既有正式庄重、严谨规范的官方文件特点，又有鲜活生动、词语平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含哲理等个性风格。具体来说，习主席善于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口语词汇和语言表达方式阐述治国理政的深刻道理，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习近平善于运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来阐述思想（习近平用典）。从诸子百家到唐宋诗词，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旁征博引、画龙点睛，总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据统计，习主席引用次数最多的古代经典名句是源自《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尚书》《二程集》等儒学经典的名言。在这些用典中，或谈敬民，如《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或谈为政，如《论语》中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或谈立德，如《二程集》中的“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或谈外交，如《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等，无不是从当下中国的现实出发，针对当下国内国际最紧迫的问题所谈。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养分，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方法。用典里蕴含的不仅是治世之道，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人文精神。这些词语考究、古朴典雅，富含哲理。习近平同志还善于运用各种词汇修辞手段，如比喻、借代、拟人、排比、双关语等，语言或言简意赅，或形象生动，或声韵跌宕，或形式对称，富有汉语修辞之美，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体现出习近平同志独特的话语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关于文化翻译学的概念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翻译转向的背景下，科学界定“文化翻译学”这一概念对学科建构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内容

      从字面上看，文化翻译学研究的内容似乎就是文化翻译问题。然而，与“文化翻译”一词相同，“文化翻译问题”在翻译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一是“文化的翻译问题”，也就是把文化视作翻译的内容，属于我们所说的源语文化素的翻译问题；二是“文化视角下的翻译问题”；三是“文化与翻译问题”。在这三种理解中，文化与翻译问题的外延最大，文化视角下的翻译问题次之，文化素的翻译问题外延最小。文化素的翻译问题包含于文化视角下的翻译问题，也包含于文化与翻译问题。因此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文化翻译学肯定研究文化素的翻译问题。也正因如此，文化素的翻译是文化翻译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属于文化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范畴。

      在“文化与翻译问题”当中，“文化”一词有时被理解为微观的文化信息，有时被理解为宏观的文化系统；而“翻译”一词既可以指狭义上的作为语言转换的翻译过程，也可以指广义上的从原作选择到译本生产再到译本接受与影响的翻译过程，还可以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翻译活动。这导致文化与翻译问题包含了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翻译问题，内容十分庞杂，比如文化信息的翻译、翻译对文化的作用、文化对翻译的制约、文化语境下的译本接受、翻译的文化性等等。由于广义翻译过程中的原作选择环节、译本接受与影响环节同文化的关系已经超出翻译本体研究范围，文化与翻译问题因而难以完全成为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内容。

     “文化视角下的翻译问题”是在翻译研究中引入文化视角，对翻译进行文化扫描。这里的“翻译”虽然在逻辑上也可指广义的翻译过程，但是实际使用中通常指狭义的翻译过程。所以，文化视角下的翻译问题完全属于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内容。当然，所谓文化视角，确切地说，应当是一种理论视角，并且不仅仅是文化学的视角，还涉及其他与文化有关的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语言文化学等。

      因此，文化翻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狭义翻译过程中源语文化素的翻译转换，亦即翻译中的文化移植活动。

二、文化翻译学的学科地位

      文化翻译学不同于西方文化学派所进行的翻译研究。二者的最大区别，如果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文化翻译学研究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这里的“翻译”是指狭义上的翻译过程)，文化学派研究的是文化中的翻译问题(这里的“翻译”是指广义上的翻译过程)。文化翻译学研究的是本体意义上的翻译，始终关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文化问题；而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则把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主要关注文本之外的各种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发起、实施、接受与影响的制约。可见，文化学派研究属于翻译学外部研究，而文化翻译学属于翻译学内部研究。

      文化翻译学立足翻译本体，研究翻译本体的一个部分，因而是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同时也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刘宓庆认为，翻译学由翻译史、翻译理论与翻译信息工程三部分组成，核心是翻译理论体系。翻译理论体系包括翻译基本理论、翻译应用理论与翻译跨学科理论。其中，翻译基本理论包含文化翻译基本理论。“文化翻译是一个次范畴，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维度或一个专题。

三、文化翻译学的学科性质

      对于文化翻译学的学科性质，有学者认为，文化翻译学是文化学、文化语言学与翻译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学科。照此观点，文化翻译学成了交叉学科。不过，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交叉学科是指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观照、相互作用，从而改变原来学科的基本结构并构成一个全新学科的基本结构。但是这种新的学科结构不是原来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质的飞跃，所产生的学科也是全新的学科。文化翻译学虽然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它仍然是翻译学的一个类别，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所以和翻译学一样不能被定性为交叉学科。

      虽然文化翻译学是翻译学的子学科，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同样十分复杂，单凭某一学科无法进行透彻的研究，必须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文化翻译学不仅运用翻译学的理论与方法，融合翻译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还运用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文艺学、符号学、语言学诸多学科(语义学、语用学、语言文化学、社会语言学、篇章修辞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与翻译学相同，文化翻译学也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四、文化翻译学的定义

      综上所述，文化翻译学研究的内容是翻译中的文化移植活动。文化翻译学属于翻译学内部研究，是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在学科性质上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据此，文化翻译学可以被定义为一门系统研究作为文化移植活动的翻译的综合性翻译学学科。

小议中央文献标题的语法类型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题是文章主题最简明扼要的体现，它“居文之首、勾文之要”，被喻为文章的眼睛。正是由于标题具有特殊的价值，吕叔湘先生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标题’要作为专门学问来研究”。近年来，标题研究受到语言学、文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翻译学诸多学科领域的关注，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包括标题的语言结构、功能、修辞特点、叙事角度、受众认知心理等等。

     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副标题是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晰地显示文章的层次。

      标题受语体的影响很大。文艺作品、科学论著、新闻报道、政论文等语篇的标题各有不同的特点，相互之间差别巨大，译为外语时的翻译策略自然也有所不同。已往的标题研究多集中在新闻标题，因为新闻标题的信息含量最大，结构最为复杂，除了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之外，还可能有引题、提要题等等。

    中央文献以政论文为主，在标题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它不追求标题的新奇，但追求标题的语气庄重和形式上的整齐，避免口语用词和句式，避免使用流行语。从功能上看，中央文献标题有以下几类：①指示命令型，② 号召鼓舞型，③ 邀请庆贺型，④ 论证说理型。从语法结构上看，中央文献标题可分为短语型（主要包括名词短语NP、动词短语VP、介词短语PP等）和句子型（S）两类，尤以动词短语形式为多。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中央文献标题的语法类型：

1. 名词短语

1.1 单个名词短语 

“定语+中心语”形式的名词短语NP是常见的文献标题类型之一，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1.2 联合名词短语

有些中央文献标题是多个名词短语的联合形式，即NP+NP，如《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

2．动词短语

2.1 单个动词短语

相比较而言，动词短语VP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文献标题类型，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动词短语标题前经常加方式状语，如“深入”“积极”“紧紧”“始终”“切实”“努力”“奋力”“永远”“共同”“充分”等，如《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2 联合动词短语

中央文献标题中使用联合动词短语（VP+VP）的情况非常多，并且经常使用结构相同、字数相同的动词短语，起到对偶、排比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汉语标题注重音节整齐和韵律亲和的特点。

联合动词短语多为两段式，如《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存在多段式的联合动词短语，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介词短语

中央文献标题是最常见的介词短语形式是“关于……”。此外，“论……”“谈……”虽然形式上为动词，但在功能上也相关于介词短语，如《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4. 句子

4.1 单个句子

中央文献中单个句子做标题的情况也不少见。从句子功能类型上看，包括：

a.陈述句，如《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中央文献往往带有鲜明的指令性和宣誓性的色彩，因此陈述句中常使用情态动词“要”“必须”“应该”等，如《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b.疑问句，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c.祈使句，许多中央文献带有指示和号召功能，因此标题中祈使句较为常见，尤其是带有“让”“使”字结构的祈使句，如《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使改革落地生根》。

4.2 多个句子

有的中央文献标题中存在多个小句，如《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16期，总第16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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